“但是一个世勋当街杀人，这个世勋就可以通过议、请、减、当、免，来免死，即便是最严苛的法学士去断桉，亦是如此。”
司法特权。
商鞅是秦国严刑峻法的代表，甚至作法自毙，商鞅因为逃亡住宿需要验看身份而被抓捕，自己的法条害了自己的命。
即便是商鞅，面对还是太子的秦惠文王嬴驷当街杀人，商鞅也只能处罚太子的老师，而无法处罚太子。
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只是法家美好的愿景。
工匠缺少了明显的贵族特权，在司法、徭役、税赋上，都没有得到任何一丝一毫的优待，甚至比之缙绅尚有不足，何谈贵族化？
于谦则眉头紧皱的说道：“陛下所言有理，但是臣依旧认为工匠有贵族化的可能，并且正在发生。”
在于谦看来，陛下有意让工匠阶级平替缙绅阶级，完成对阶级平替，这个过程中，一些过去走过的弯路，是必须要避免的。
比如司法、徭役和税赋上的特权。
朱祁玉想了想说道：“朕并不否认这种可能和现象，而且朕以为是一种必然和趋势，无论怎么看，都要比只会收租的缙绅要强的多。”
只知道收租，只想着如何钻朝廷的空子，研究怎么收租的缙绅，绝对是一种落后的、倒退的社会现象。
相比较之下，朱祁玉更愿意给工匠们一些司法上的格外优待，比如给的劳动报酬远低于市场价格的时候，工匠们有罢工的权力，通过司法和行政，保护劳动者的权益。
《诸界第一因》
罢工自由，是社会运行的阀门和闸口，每一次的罢工，都会缓解积压的阶级矛盾，不至于让阶级矛盾变得不可调和，最后毁灭所有。
这一点上，苏太祖在苏维埃建立之后，曾经回答过一个问题，在工人国家里罢工的工人，是对自己进行罢工吗？
对此苏太祖明确表示：在工人国家里工人采用罢工斗争，其原因是工人国家仍存在弊病，存在着各种封建和资本的残留，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仍需继续斗争。（苏太祖文集第四卷）。
到了苏慈宗的时候，苏慈宗虽然没有禁止罢工，但是仍然将罢工视作违纪、旷工和破坏行为，严厉禁止。
这一点，并非苏慈宗背弃了工人，而是在苏慈宗时代，国际局势的变得更加紧张，三德子民粹高涨，整个欧洲坐在火药桶上，苏慈宗只能选择这种手段，加速工业化进程。
最后也证明，苏慈宗在国际局势判断的精准，因为没过多久，三德子就开始入侵苏联，残酷的卫国战争打响了。
这也是苏慈宗坟头上的垃圾之一。
朱祁玉虽然没有赋予匠爵任何的司法特权，但是他在司法上，支持和保护工匠们的利益。
大明并没有什么迫在眉睫、火烧眉毛的压力，不必牺牲工匠、农夫的劳动利益，去加速工业化进程。
于谦端着茶盏，慢慢的品茶，慢慢的思考，他在思考国家之制，在思考大明朝日后五十年，甚至百年的未来。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国无长策，必有灾殃。
于谦放下了茶盏，颇为认真的说道：“臣其实还有担心的地方，眼下大明官厂越来越多，日后这大明的官厂，要是学了两宋的官厂，其后果不堪设想。”
这是于谦的第二个担心。
大明的官吏世勋特别喜欢拿两宋作为历史借鉴，比如杨洪当年就喜欢拿两宋的重文轻武说事，劝谏君上不要重文轻武；
而户部尚书金廉，也喜欢那两宋的官办专营，民生嗟叹说事，劝谏君上不要随意加税，不要与百姓争利；
刑部尚书俞士悦也喜欢拿两宋提刑官尸检来批判两宋的风力阻挠刑名，事实和真相不重要，而是风力舆情重要。
这种整体乳宋的习惯，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这其实怪大明太祖高皇帝。
在洪武二年，元顺帝跑到了草原上继续苟延残喘，朱元章一席话语，让北元朝廷君臣集体破了大防！
北元小朝廷的朝臣们，纷纷请命，要元顺帝杖杀明使，反攻中原，不死不休！
连元大都拱手让人的北元小朝廷为何破防？甚至要斩杀来使，杀的天崩地裂？
就是洪武二年四月，朱元章派遣使者下了份诏书，说：【朕今为君熟计，当限地朔漠，修德顺天，效宋世南渡之后，保守其方，弗绝其祀。母为轻动，自贻厥祸。】
意思是：咱为你元顺帝考虑好了，你应该像南宋朝廷南渡之后一样，画出漠北疆域，修身养性，顺应天命，不仅能当一方诸侯，宗庙也不会断绝，不要再折腾了，若果折腾的话，后果自负。
这一句‘效宋世难度之后’，让北元小朝廷的君臣极其破了大防。
要知道元朝的建立有两个根基，第一个就是忽必烈搞出了北方蒙贵人、汉贵人、金贵人联合体，和阿里不哥争汗位。第二个根基就是南下消灭了南宋，建立了大一统王朝。
朱元章一席话语，可谓是精准的命中了北元朝廷的痛脚，意思是北元这小朝廷还不如南宋，这一席话语既乳了元，也乳了宋，主要还是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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