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则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希望陈健出面帮助荷兰的印度公司组织一批中国人移民到荷兰控制的殖民地。以让荷兰人达成华人和当地土著之间的制衡，转移当地土著的矛盾与斗争方向，便于控制香料群岛和制造矛盾宣泄阶层。单一族群的控制有些困难，只能扶植特权阶层以阶层统治，难以转移矛盾，但如果有第三方族群参与，那就很容易把阶层矛盾转移为族群矛盾，施展手腕容易控制——最主要是因为香料群岛的当地王公太没有内涵和文化深度，难以扶植出一批阶层划分的二等公民。
这四点是荷兰印度公司董事会的利益所在，前两者是名义，后两者是实际利益。
前两者的名义如果能够达成，也就意味着华夏共和国默许了荷兰在殖民地的特权、英国人要求的不合理，从而让华夏共和国至少在海外贸易上站在尼德兰这边，否则就是自打自脸，丧失了成为世界秩序发起者的法理性。
可见虽然尼德兰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在涉及到方方面面利益的时候，统治阶层还是可以在大方向上达成某些一致性的。
对于统治阶层中的、被排除在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之外的、主营欧洲转口贸易的那些资产阶级，他们的诉求反而更加简单一些。
荷兰的资本大量地流入商业方向，工业和手工业资本根本无法和商业资本相比，根本难以发展。
作为受到物价革命影响最大的地低地区，以货币工资为主的情况下，荷兰的人工费用要高于其余国家。
既然同样的资本投入商业、航海，甚至贷款的利息，都能获得比手工业更高的收益，资本自然自发地流向这些地方，而从手工业上逃离。
货币工资的升高和资本自发逐利两种现实，导致了荷兰的资产阶级代表只能是商业资产阶级，而商业资产阶级是最无底线的。和他们谈超阶级的祖国，比对牛弹琴更可笑，更何况尼德兰此时尚且还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民族。
这些代表着尼德兰国内的次一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他们受益于南洋公司的出口贸易由他们在欧洲转口，所以他们希望尼德兰减少进口关税，挤垮本国的手工业，从而获得更高的利润，也能在转口贸易的时候获得更高的利润。
同时，他们希望华夏共和国能够开放外部投资，让荷兰人可以在闽城等地进行工业投资，利用华夏共和国银价革命还未发生的优势，获得比国内进行手工业投资更高的利润。在国内投资手工业或是工业，无利可图，但在闽城投资工厂手工业，则大大的有利可图。
同样的一枚银币，在阿姆斯特丹和在闽城放贷所得的利息是相同的。但同样的一枚银币，因为物价不同、粮食产量、土地耕种方式的不同，所能购买的劳动力是不同的。
当在闽城投资工厂手工业的利润高于在欧洲放贷的利润时，这些原本放贷的资本也就有可能成为闽城的工业资本，只要闽城保持稳定和给予明确的政策。
这一阶层对陈健或者说对南洋公司和华夏共和国，唯一感到愤怒的地方就是这边垄断了对西班牙殖民地的贸易和参与了一些奴隶贸易，让尼德兰那些对印度公司不满的商人成立“西”印度公司的梦想和奴隶贩子的梦想成为了泡影。
自油港还挂着几个荷兰海盗的尸体，当海盗也不容易，在欧洲尼德兰必然有海权优势，但在这里却不可能对抗华夏和西班牙共同签署的《反海盗公约》。
如果想要断绝华夏共和国和尼德兰之间的贸易以此威胁，且不说尼德兰国内的资产阶级是否同意、是否会把提出者吊死在海牙，就算决定了很可能刚刚签订英国那边就会敲锣打鼓开着船跑到闽城来跪舔。
同样，在闽郡，墨党的党产和陈健的一些垄断工厂获得的大量利润，投入到海外、望北城、大荒城这些有意义、但暂时无法进入世界市场流通之中的地方；这也导致了闽郡想要自由流动到高利润的工厂手工业中的资本不是太足，更别说基建之类，所以陈健才要来都城拉资本南移。
即便荷兰人不参与工场手工业的投资，但是利润高于利息的时候，闽郡的一些人便会考虑借贷发展工厂业，当然也会希望从荷兰人手中借钱，只要剩余价值可以高于利息，这就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也就是说，不管荷兰人是否投资工业，都必然会导致荷兰的资本朝这边移动。资本就那么多，商业占了一部分，垄断公司占了一部分，闽郡又有借贷需求且前景广阔。
在亚洲又被陈健切断了小三角贸易换取香料的轴心，阿姆斯特丹的公司董事必须拿出足够的贵金属运往亚洲购买货物，而不是可以靠地区贸易以物易物省掉这些贵金属投资。
如此一来，原本一些本该流向其余国家和地区的资本便可能夭折转向。
比如急需借贷、投资、买武器装备、发给雇佣兵军饷的北方瑞典，大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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